文著协沙龙综述||第12期：图书版权输出实务--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

本期沙龙聚焦图书版权输出，邀请资深版权人士、具有图书版权输出丰富实操经验的专家，分享中国图书版权输出的实务经验和做法、中国图书海外版权销售应当注意的版权问题，为有志于加强图书版权输出的出版单位提供实用的建议和借鉴。

沙龙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副总干事罗向京主持，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张洪波、电子工业出版社资深法律顾问田小青、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对外合作部主任孔则吾、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国际合作部版权经理白鸥作为分享嘉宾参与了本次沙龙讨论。

田小青称，版权输出工作是与时俱进的。从电子工业出版社来讲，版权输出工作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主要输出版权到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现在已输出到欧美、韩国、越南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产品涉及科技、经济管理、文化、少儿、科普等各个领域。

白鸥称，早些年，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的国际合作业务主要以版权引进为主，版权输出主要限于我国港澳台地区、东南亚、韩国等国家。近些年，中少社的图书版权输出呈井喷式发展，版权输出的品种和质量都有明显提高，版权输出的形式也从单一向多样化转变。成功实现版权输出的语种和国家数量明显增长。

罗向京称，国家层面明确提出图书版权输出是在2006年左右。2006年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原新闻出版总署召集部分出版机构在北京香山召开会议，首次正式提出了中国图书“走出去”的问题，把图书版权输出作为出版行业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确定下来。十年间图书版权输出成果还是非常显著的。

在说明图书版权输出整体情况时，罗向京引用了《2016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的数据：2016年，全国共输出版权11133种，比2015年增长6.3%；其中输出出版物版权9811种，增长10.7%，提高9.2个百分点，且比引进出版物版权增长速度高出3.2个百分点，电子出版物版权贸易实现大幅顺差，净输出1047种，增长192.5%，输出品种数量为引进品种数量的5.8倍。全国累计出口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数字出版物11010万美元，增长5%，其中数字出版物出口3055万美元。

孔则吾认为，国家经济和技术实力上升了，图书版权输出也会更加乐观。比如马来西亚主动要求用我们的中学理科教材，就是觉得中国的科技比他们发达。科技推动经济，经济带来时尚，时尚制造审美，文化和艺术价值就自然在其中了。张洪波提到，华东师大出版社把小学数学教材输出到英国，这个也能说明问题。

孔则吾认为，现在版权输出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国家资助，合作出版，这是目前的权宜之计。他更倾向于商业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的《这就是马云》输出了十五个语种，但商业模式的推动还是不够。

田小青称，合作出版是版权输出业务更高级、更先进的表现形式。近几年，电子社进一步与欧美出版机构就新的合作出版模式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从战略层面进行合作，共同策划选题、促成中英文版本同步出版。合作成果有《白帽子讲Web安全》《雷达数据处理及应用(第三版)》《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第2版)》等。

张洪波称，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首要形式不是版权输出，而是出版物出口，这是当时的官方提法。他本人在多个场合提倡版权输出应该是走出去的重要形式。张洪波认为，目前我国长期在努力缩小版权贸易逆差。但逆差会长期存在，这与综合国力、出版界的运营能力和竞争能力有关。孔则吾称，我们需要关注逆差，但不能太在乎逆差，要讲水到渠成。

田小青认为，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图书一直是版权输出热点之一。例如，电子社的百家讲坛赵玉平系列——《向诸葛亮借智慧》《跟司马懿学管理》《曹操的启示》《刘备的谋略》全部输出韩国。

孔则吾认为，主题图书不能光局限于政策解读类，要更多关注文学和科技图书。只有文学和科技图书，才更能地体现国家实力，影响世界，比单纯宣传核心价值观有效。比如浙江科技社的整形外科学全书，国外出版社包括斯普林格就追着要。外国人总体来说更喜欢实用性强的图书。浙江教育社输出中国大科技装置丛书到德国，这也是主题图书走出去。主题图书并不一定是成人的，纯学术的。现在中央提倡宣传中国有世界影响的科学家，这就可以做青少年版的。

孔则吾认为，要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各国对中国图书的需求。要关注小语种大国家和小语种大市场。菲律宾、巴基斯坦、印尼等国人口都上亿，对中国图书文化产品的需求是刚性的，自觉的，本能的。

孔则吾以越南为例进行说明。网络文学在越南有意想不到的影响。中国有名的网络文学基本上都在越南有译本。《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在越南卖了10000册。越南有9000万人口，购买中国版权是东南亚国家最多的，所以应重视越南市场。

田小青表示,电子社也有不少少儿科普图书输出版权到越南。罗向京表示，东南亚是很大的市场，对中文图书有大量的需求。结合“一带一路”，图书版权输出前景应该是非常好的。

张洪波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与沿线国家开展图书、戏剧、影视版权贸易，正逢其时。文著协与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德国、法国、罗马尼亚、波兰、捷克、匈牙利、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等沿线国家的版权机构、出版机构、出版商协会、多位汉学家、翻译家有良好的往来与合作。愿意为国内作家、出版社输出版权搭建桥梁。

张洪波认为，不能片面强调走出去的量，重点在“走出去”的质。俗话说，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就是这个道理。实施“走出去”战略，应该努力把一本好书做成多个语种，做透，做扎实，做出响动，是非常关键的。

罗向京认为，在进行图书版权输出时，需要针对目标市场的特点进行本土化改造。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市场的实际需求。一是内容切合国际市场的需要；二是表现形式的国际化。

白鸥称，大部分编辑会觉得中国文化的东西很适合走出去，但是版权经理在实际操作中发现，关于中国节日、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其实并不是非常容易被国外出版社所接受的。

白鸥认为，图书版权输出的现实问题主要有：1、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虽然现在市面上的原创图书品种繁多，但真正适合“走出去”的品种并不多。哪些故事是好故事，哪些故事适合国外读者阅读，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2、翻译本土化问题。在翻译的过程中，是否能够将好的中国故事准确地译成能够被当地的读者所接受和喜爱的语言。3、是否能够有的放矢地将正确的产品推送到正确的出版机构手中。需要深入了解国外的出版形势及出版情况。为当地出版机构提供最适合其市场的图书产品。

张洪波认为，目前图书版权输出存在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即有些出版社在版权输出过程中，忽视作者授权，一味追求政府的翻译费补贴，欺骗作者。获得资助后，截留大部分政府资助作为自己的收入，只付给海外出版社一部分翻译费。最近就有一个俄罗斯汉学家、出版社合伙人抱怨某某出版社截留翻译费补贴，隐瞒政府翻译费补贴数额。

孔则吾称，现在的体制不利于图书版权“走出去”。版权经理一年要有一半时间在国外参加书展才是。对此，罗向京表示认同，称版权经理应该活跃在各大书展上。白鸥也表示认同，称有时候小国家、小语种的书展比大书展更容易实现版权输出。

白鸥介绍，中少社从2013年开始尝试中国作家和外国插画家合作创作绘本，《羽毛》是其中最成功的案例之一。《羽毛》由2016年安徒生作家奖得主、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先生创作文字，由2014年安徒生插画奖得主、巴西著名插画家罗杰·米罗创作插画。这本书充满了中国特色，但同时又在探讨国际化的哲学话题——我是谁，来自何处？因此，它既能在中国图书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又能够被国外出版机构所赏识。这本书已经输出到瑞典、荷兰、比利时、美国、法国、日本、西班牙、巴西、中东地区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罗向京介绍，《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版权输出美国。由中少社、北大社联合出版，美国奔驰教育出版社购买了该书的英文版，这也是中少社的一个典型案例。

白鸥接着补充道，中少社的主题图书，如《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马克思》《一起来读毛泽东》等图书成功输出到美国、荷兰、尼泊尔和我国港澳台地区。在本次意大利博洛尼亚书展上，中少社还和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创新理论研究院、中图公司、博洛尼亚大学孔子学院共同举办了“对话·成长——‘伟大也要有人懂’系列出版论坛”活动。目前主题出版图书已成功输出到意大利。

田小青介绍，2015年电子社在印度打造适合当地市场的中国文化产品，进一步带动出版社版权业务“走出去”。2016年印度新德里书展上推出《中国淘宝村》英文版一书，该书与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出版的《马云传》英文版共同上市后，在印度取得巨大的社会反响。原创得奖图书应作为输出重点。如电子社获得文津奖的对畅销书《万万没想到》实现了多语种输出，目前已输出韩文版、英文版、阿拉伯文版。早在2004年，电子社的动漫图书《蝴蝶飞飞》，因为其画风特别好，被法国小潘出版社看中，经北京天视全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代理，电子社进行了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等4个语种的授权。

2017年3月，电子社与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在英国伦敦书展联合举办“21世纪数字丝绸之路研讨暨新书发布会”，中、印、英等国家专家及出版界同仁，围绕构建数字丝绸之路的意义和目标等展开深入研讨，并隆重展示了经电子社授权的《万万没想到》《大国重器》《马云的管理智慧》《淘宝技术十年》《淘宝解密》《中国淘宝村》6种英文图书。此次活动得到了媒体的广泛报道，进一步提升了电子社在国际出版界的影响力。

张洪波介绍，2014年，文著协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组织编译的《中国百科》一书输出到俄罗斯、白俄罗斯。2015年，协助人民出版社与俄罗斯维切出版社合作出版《共抗法西斯》中俄文版，该书中俄文版作为国礼由两国领导人互赠，产生良好社会反响和经济效益。

1、重视内容生产，在选题策划阶段植入“走出去”理念。选题是一本书的灵魂所在，选题好不好、能不能得到读者的认可，不仅直接关系到该书在本国的销售状况，更影响到其海外市场的输出情况。作为版权经理需充分利用选题论证会，在挖掘有输出潜力选题的同时，便植入“走出去”理念。因为图书本身的质量要比版权人员积极推广更重要，内容是第一位的，版权贸易谈判关系双方的利益，外方不会只依据我们的推广做出判断，还要在市场上搜集其它信息。所以，在选题策划阶段就植入“走出去”理念，尤其是对于一些优质选题，在策划的源头就与国际接轨，聘请国际出版专家，共同参与、策划、出版，从而提高国际资源整合能力，为合作出版打下良好基础。

2、注重翻译质量，保证“走出去”，“走得稳”。好的翻译可以成就一本书的海外市场，差的翻译则会毁掉它的海外出版机会。在中文图书版权“走出去”的过程中，如果解决不好作品的翻译问题，势必会影响到大局。无论是前期选题评估阶段的外文介绍，还是现有的翻译工程项目，都要特别重视翻译质量，涉及外语翻译的，尽量由母语为授权语种、精通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人士担纲翻译与编辑工作；或选择其母语虽然是中文，但熟悉授权语种目的地国家文化的人来完成项目翻译工作，切忌由没有实际接触外国文化的人士来翻译。

3、加强对版权贸易人才的培养。版权贸易必须拥有高素质高水平的版权经理。一个胜任的版权经理不仅要及时了解海外的出版动态、畅销书的动向,准确地分析出海外读者的阅读倾向及畅销书流行的原因,而且要对国内出版界有较好的把握,能够准确地选书,知晓图书的出版成本和流程，以便精确报价。版权经理应是一个“大杂家”，他要懂专业、懂法律、懂图书编辑、懂营销、精通外语，同时还要有一定市场敏感性。对于版权贸易人员，需要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研讨班、短训班、岗位轮训、出国培训等方式，培养既懂外语又通晓外贸、版权、合同等方面的人才。

4、“借船出海”，拓宽版权输出渠道。以力借力，加强与国内外出版社、版权代理机构的沟通，借助有丰富资源的出版社或版权代理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图书“走出去”。在“走出去”过程中，不仅要加强与国内版权代理机构的合作，还可以启用西方版权经纪人，利用国外版权代理公司代理输出,凭借其对图书市场的了解和熟悉,迅速打开海外市场。

5、要注重版权输出业务的全程化封闭式管理，从对外提供版权信息、授权条件谈判、授权合同的草拟与制作、签约、合同管理、履行进度的监控、合同的变更与解除、续约等等各个环节，均不可马虎大意。

6、对于我们掌握的版权资源，要充分挖掘市场潜力，满足市场需要，将权利用足、用好。切忌签完了版权输出合同就不管不问了，一定要盯住，一直到合作到期。到期前，要定期提醒被授权方及时提供出版信息、销售报告、寄送样书,及时提供版税报表,并及时关注版税到账情况，及时向我们的上游即作者等权利人分割版权输出的收益。作者们看到他们的作品版权被输出到其它国家，别提多开心了。

张洪波介绍，当前政府资助项目比较丰富，中央和省部级的都有。目前的主要政府项目有“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图书版权输出奖励计划”等项目。此外还有中国作协的“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翻译资助工程”、“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资助工程”。目前，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正在承办总局的两个政府项目：中俄、中白政府间文学作品互译出版项目。

白鸥介绍，近期即将截止的“丝路书香”工程主要针对版权输出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项目进行资助。翻译资助方面，文字书相较于绘本更容易得到资助。

张洪波表示，走出去的图书要分清楚，哪些是可以走市场的，需要按照市场规律做，引起外国人的积极性；哪些是政府资助的主旋律、价值观，那是政策，赚不到钱的，因而政府需要出钱出力。张洪波认为，政府资助只能是推动，不能当饭吃，不能成为出版社“走出去”工作的全部依靠。孔则吾也表示，出版社应当以自主开拓为主，切忌过分依赖政府资助扶持项目。

罗向京表示赞同，她认为，出版社进行图书版权输出，还是应当以图书内容为上，加强经营策划。但对于那些刚开始考虑输出的出版单位来说，借助政府资助项目试水积累经验，也是一个途径。

孔则吾称，在申请政府项目时一定要紧抓三个关键词：作者、译者、合作出版社。田小青提示，为提高中签率，对于申报输出资助工作，出版社还得有专人负责。

孔则吾认为，这种方式是合规的和可行的，实务中的操作案例也有。他进一步提供了相关信息：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目前在外设有法国的东方书局，日本的东京分社，还有英国的伦敦分社，澳大利亚新前沿出版社，下半年还会在阿根廷建立出版发行机构，都可以与国内出版社联合申报相关项目；法国东方书局有一个项目，与法国十字架报东方部合作，做一套中国分省和行业口袋书，由法国派作者到中国采访写作，相关部门对此项目比较感兴趣。

孔则吾还分享到，海外汉学家，译者资源很重要，不但是翻译，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出版社的资源，出版社都听翻译的，国内也是一样。另外可以找版权代理公司，现在很多部委出版社在海外有良好合作出版渠道，他们的版权部在找内容资源，可以和他们合作。北师大社版权部有很好的阿语地区出版社资源，现在需要少儿图书资源。张洪波也表示，他很早就提出要充分重视海外汉学家、翻译家资源，文著协与俄语国家、中东欧国家的很多汉学家、翻译家保持长期合作关系。

张洪波称，在进行对外版权输出时应注意和把握以下重点，

1、以研究对方产品，了解对方需求为切入点；

2、了解对方国家政策走向与翻译出版中国图书的整体情况及趋势；

3、要合理选取我方图书，给对方产生兴趣、继续谈判和购买版权的理由；

4、要善于商务谈判，注意合同的签订和履行；

5、要注意对方的资信、业绩、译者、数字版权和有声书版权、影印复制权等；

6、要注意作者授权和出版合同问题。

白鸥认为，少儿出版是近些年来版权输出的重点，文字量少，翻译简单。图画书是版权输出的一个切入口。此外，在与很多国外出版机构的交流中感觉到，他们很想了解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的，现在的中国孩子读什么书，中国孩子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这说明现实主义题材越来越受到国外出版商的喜爱。

孔则吾认为，中国图书真正通过商业渠道进入西方主流市场的并不多，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欠发达国家和欧美发达国家，两头不着落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痛点。我们的版权贸易统计，特别是引进输出比例的统计其实是不够科学的，有些水分。该统计的没有充分统计，比如作家自己输出版权的。但官方输出版权的统计数字中，没有充分考虑到合同实现率和图书上架率。很多领导都说在国外的书店中几乎找不到中国翻译的书，偶然找到几本，也还是外国人写的。所以，作为版权人，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从内容上说，版权输出的重点还是文学和学术著作，这是外国人真的需要的。四大名著我们作过课题，全世界只有不到十个国家四大名著译本是全的，大部分国家没有一个译本。因此这部分应当作为重点来关注。

孔则吾建议各位版权经理，要完成国家和社里的版权输出指标，还是要争取本土化，说服社领导建立海外公司或编辑部，这样做书质量也高、有主动权，特别是大的出版集团更要尽早布局海外机构。

孔则吾认为，儿童文学最有希望的是以绘本形式走出去。但现在的绘本最缺少的不是好的插画，而是好的故事。故事又和文学有关，中国儿童文学作品好的也太少。成人故事还可以反映一些负面的吸引欧美读者，但儿童的不能太阴暗，一定得阳光，所以，儿童文学走出去更加难一些。

张洪波认为，儿童文学“走出去”虽然艰难，但前景广阔。目前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正推动中少社、接力社与俄罗斯儿童基金会以及它旗下的出版社、《指路星》儿童文学期刊开展儿童文学、绘本在杂志发表和纸书出版，实现立体推广。“走出去”的难点主要是海外信息和海外渠道，就是怎么能够准确了解对方国家图书市场对中国题材图书的需求，进而找到合适的海外出版社。

白鸥认为，中国好的插画师非常多，但很多人不能只靠给图书做插画来生活，所以很多插画师转而创作商业插画。这就要靠整个图书产业的变革来吸引更多、更好的插画师参与到童书创作中来。

孔则吾认为，如果是正常的版权输出，只要预付金拿到，就没有大的风险，如果是资助项目，出不了书，就得退款撤项，很麻烦。所以，合作出版社资质了解很重要，最好有互访。眼见为实，不能隔山买牛。

白鸥认为，在进行版权输出时，有时要先打给国外出版机构一部分资助，供对方进行翻译、出版工作，这就存在了很大的风险。需要出版社提高警惕，选择有信誉、有资质的国外出版机构进行合作。

张洪波称，有些出版社着急输出，只为找到合作出版社，对合同并不认真对待，结果就是有些海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的图书在政府的版本图书馆根本查不到，就是按需印刷几十本样书向政府交差而已，根本没有投进海外图书市场。

田小青介绍，曾经有被授权方不老老实实报告出版情况，被查出来后，赔了很多钱。罗向京介绍，文著协处理过类似案例，某出版社与国外出版社签订翻译出版合同，约定将某中国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输出到国外，而且还获得了政府翻译费资助，却未经该作家许可，后经文著协主持调解结案。

张洪波认为，1、要了解对方出版社的资信、业绩。2、授权合同要详细，违约责任要清楚。3、掌握对方信息尽量全面、完整，通过汉学家、版权机构等多个渠道，监督、督促合同得到有效履行。

白鸥称，1、确认进行版权输出的图书拥有境外代理权利。2、进行版权输出后，要密切关注图书的出版、销售、版税结算情况。3、版权即将到期时要及时确认国外出版机构是否续约，如不进行续约，要及时收回版权。

出版社在图书版权输出前，首先要确认出版社是否有资格输出图书版权：出版社对图书有没有自主版权？如果没有自主版权，那出版社是转授权人吗?如果有转授权，那么转授权的类型、时间和范围是不是覆盖了版权输出的权利类型、输出的时间、地域范围？

其次要通过尽职调查确认对方的资质与法律环境。审查对方机构的资质看是否有履约能力；审查合同的约定是否与图书版权输入国家的法律相冲突；了解版权输入国家的版权保护方式与我国的版权保护的差异，以便在合同当中采取合理措施避免冲突。

还应当在合同当中注意几个重要细节：约定采用版税率时，应当同时约定发行数量核查条款并约定发行数量不实的违约责任；约定作品内容的终审权，保证作品在修改过程中不被歪曲篡改，侵犯保护完整权；此外平行进口的问题也要约定清楚。

田小青认为，法务人员要做好版权输出的保驾护航工作，与策划编辑密切配合，于版权输出合同签约前进行严格的版权风险排查，权利不充分的，及时进行权利补足，从根源上杜绝存在版权瑕疵的作品走出去。不过，万一出现授权瑕疵，要积极主动予以补救，避免事态的扩大化，否则“赔了夫人又折兵”。

为了防范管理中的漏洞，造成风险，她建议，出版企业将版权输出合同管理作为出版社版权管理、版权资产管理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通常意义上的内版合同管理（即出版合同）、版权引进合同管理也是出版社版权管理、版权资产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将版权输出的作品数量、版权输出效益实现情况作为考核编辑部门、版权部门的重要指标之一。版权输出情况也是衡量出版社版权资产水平优劣的指标之一。

孔则吾认为，在图书版权输出方面还是要多依靠版权代理人，他们比较专业，事半功倍。版权代理在欧美是一个庞大的产业，但我国这方面还很不发达。出版社版权经理和版权代理公司的专业服务如何融合是一个课题。罗向京表示认同，称版权问题还是需要专业知识和经验的，出版社的版权经理不一定都精通，需要专业人士和机构共同参与。

张洪波认为，版权贸易需要实际操作，多年积累。不是简单的听一节课就能上手的。文著协作为专业机构，多年来为多家出版社版权输出工作提供了专业的帮助，特别在版权输出到俄语国家和中东欧国家方面，文著协具有丰富的经验和资源，可以帮助更多出版社将图书版权输出到俄语国家及中东欧国家。田小青表示，要找一位信用好的国外出版商、版权代理商特别重要。

田小青表示，将版权“走出去”转变为资本“走出去”。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无论是政府还是出版企业，在谈到“走出去”时，下意识地就会把版权输出作为主要内容。在中外版权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的情况下，如此反应也在情理之中。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图书版权输出国，但未来如果仅仅把版权贸易作为“走出去”的主要形式，继续增长的空间就不是很大了。“走出去”要发生质的飞跃，既要发生政策的激励引导作用，更要依靠市场，调动和发挥出版社、作者、版权代理机构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我们需要加强与外国合作伙伴的版权合作力度，通过合作出版的方式，乃至资本输出的方式，逐步建立有效的全球营销平台和发行网络。

白鸥说，曾经在一位老师的朋友圈里看到一段话：“什么是成功的文化输出？不是一个百万富翁花一块钱买一本异域报刊满足一下猎奇心理；而是一个并不富裕的人花一天的饭钱买一本杂志，怀着憧憬和仰慕去读另一个国家的故事，因为那里有希望。”与各位版权人共勉。

张洪波总结了多年版权输出的经验和体会：1、要加大中国图书海外宣传推广营销力度，利用国际书展、国家年等重要活动和关键事件节点，发挥海外合作伙伴的海外渠道优势，让中国图书真正进入西方主流渠道，改变目前国内翻译、国内印刷、出口国外的方式；2、利用外国驻华使领馆、我驻外使领馆、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资源、海外对华友好机构，开展相关活动；3、重视对华友好的海外汉学家、翻译家资源，帮助其解决困难和问题，长期培养，广交好朋友；4、国家资助和奖励应该分层次，应该解决普遍奖励问题，重点解决“雪中送碳”，其次才能是“锦上添花”。政府资助永远是一个推动。可以争取，但不能依靠。

最后，张洪波表示，中国文化走出去，政府是推动，出版企业是主导，作家翻译家是主角，版权机构是润滑剂，是平台，主力军要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要输出和引进并举，追踪了解海外对中国图书的需求。不要自己糟践自己的文化，不要把中国作家作品免费拱手相让出去。严查骗取国家翻译补贴却不真正在海外出版的行为。建立中国图书海外出版发行、传播的科学评价体系。

本期沙龙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各位嘉宾把自己多年的经验和观点无私分享出来，让我们在收获知识的同时，也收获了很多感动。很多嘉宾建议，中小出版社可以利用文著协在俄语国家和中东欧国家的渠道和资源优势，开展版权输出，共同策划中国图书海外推广活动，探讨设立中国图书海外出版机构（分社、编辑部）、中国图书海外翻译、出版中心等。

在此向张洪波、田小青、孔则吾、白鸥四位嘉宾表示感谢，同时也感谢出版界、律师界同行的积极参与。版权人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重大责任，希望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中国的故事能够更多、更好地传播海外，让世界更好地感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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